庾信文章老更成 ——读《辛草文选》(李文海)

官员出书早已不觉新鲜,似乎成为一种社会现象,因此,当岳邦林先生托人送书给我,并未引起我的特别注意,尽管他是我尊重的领导和前辈,且曾欣喜地读过他的几篇文章。直到岳先生两次来电征求意见,我才被动地读了起来。不料开卷有益,深深地吸引了我,竟舍不得放下,几天时间,便读完了这厚厚的一本书《辛草文选》。


 


 

掩卷深思,觉受益匪浅,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。辛草者,岳邦林之笔名也。他老家在山东莘县,莘字拆开为辛草,似老舍为舒舍予之意。从笔名中可以揣测出深深的故乡情愫,不忘初心,一抹乡愁。不过这种情愫和赤诚不仅表现在笔名上,而重要的是文章中直面现实,鞭辟入里,嬉笑怒骂,恨铁不成钢的评说。《辛草文选》大多为随笔、杂文、时评一类文章,短小精悍,紧贴现实,鞭挞丑恶,忧国忧民。可见愤世疾俗,可见凛然正气,可见赤胆忠心。一个老共产党员,一名国家干部如此的文章,犹如一股新风扑面而来,甚感亲切、可贵。 

岳先生此书中的大部分文章,写在他退休之后的1994年到2010年。时间是不可忽视的节点。他在后记和自序中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心迹: 

有的领导与朋友说,你写的正面歌颂的文章还可以,但针贬时弊、讽刺性的以少写为好,掲露反面的文章有些人反感,还会引出“是非”来!从内心我感谢这些人的劝说。但我又想,作为一个公务员、老党员,不能没有是非观念,啥是错的,啥是对的,啥该反对,啥该支持,都应当说岀来。如果都做“你好我好大家皆好”的“老好人”,虽不会引出什么“是非”,但社会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?面对社会上存在的真善美与假恶丑,应当是非清楚,旗帜鲜明地去呼唤,去呐喊,该颂扬的就颂扬,该揭露批判的就揭露批判,这是我的处事哲学,也是我产生冲动和激情,搞创作的主要动力。 

岳先生的文章173篇,多数是批判社会丑陋现象的,袪邪扶正,激浊扬清,很有特色。这种特色是他仕途生涯、博学强识和思想境界的综合反映。他的笔是一支锋利的笔,是一支思考的笔,是一支爱憎分明的笔。
 

第一,针贬时弊,针针见血。 

文因时而作,一篇文章的优劣,往往是由它切入社会的深度决定的。离开社会现实,词句多么优美的文章也是没有生命力的。邦林先生的文章好就好在有的放矢,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勇于发声,敢于说真话、说实话,敢于说别人不敢说和说不出来的话。 

曾几何时,乱云飞渡,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说你行,你就行,不行也行;说你不行,你就不行,行也不行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,不人云亦云,不随波逐流。治国重在治吏,吏清而国兴。于是,他站出来说话了,他的文章像机关炮一样,射向买官卖官、弄虚作假的丑恶现象。 

这里仅举几例: 

他在《程维高的用人观》一文中说:程式用人观很有特色,第一,必须得听他的话:第二,能帮他的家人及亲友做生意赚钱。程维髙已经落马,再论程氏之短长,似乎无甚“勇气”可谈。其实项庄舞剑,意在当下。文中说,程式用人观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,不是独家经营,别无分店。想想我们周围的那些贪官们,其用人观哪个不是这样!只要政治上能为其所用,经济上能为其创收,不管有无徳性,有无才能,有无政绩,受不受百姓的拥护和信赖,都能被提拔到重要岗位。时下的跑官买官,行贿送礼,逢迎拍马,吹牛造假等等庸俗恶劣的坏作风之所以很有市场,之所以久禁不止,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程式用人观酿成的后果。 

在《贪官“语录”两则》中,岳先生讲了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一段语录。派出所抓住了一个嫖娼的奸商。王听说后暴跳如雷,勒令立即放人,并要派出所做检讨。这位副省长讲了这样一套理论:人家给我们带来了项目、资金、效益,就是没带来老婆和秘书,找个女人陪陪玩玩可以理解嘛!今后此类事不要再查啦,谁要是再查就是破坏“开放”,破坏投资环境。从此,一些宾馆、舞厅纷纷挂起了被保护的金牌,于是,“繁荣娼盛”之说随即充斥大街小巷。文中说,类似王怀忠这样的人被挖出来了,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团与迷雾尚未消散,这样的干部早已东窗事发,群众不断举报,为什么视而不见,还依然能够带病提拔,得到重用?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 

《有感于小姑娘不做广告》是赞扬人间正气的。河南唐黎考了个文科状元,一时名声大振。一个口服液生产厂家闻讯而来,要重金聘她做个产品广告,因为喝了他们的口服液,智力大增,才考了个文科状元。她对这种行为非常反感,义正词严:“俺家穷,没喝过,也喝不起什么健脑口服液。成绩考得好,主要是老师辛苦教导的结果,如果图钱说假话,那今后在社会上还如何做人!”对此掷地有声的一番话,岳先生大加赞赏。之后,他笔锋一转又刺向了丑恶。金钱、权势,是一块试金石,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做到了,而许许多多的所谓高级人物却做不到,一些人为了钱与权,弄虚作假,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,到处拉大旗做虎皮,吹牛行骗,坑国害民。他们当中有的虽然爬得很高很高,欺世盗名于一时,但最终逃脱不了历史对他们的惩罚。 

檄文像匕首一样,直捅丑恶现象的心窝。第二,循循善诱,娓娓道来。 

邦林先生的文章,有棱角,但没有霸气,点中要害,以理服人,刚柔并济,读来让人感到既深刻又舒服。他想的比别人要深一层,自然话说得也高人一筹。 

社会上有一种人不学无术,但当官心切,于是便搞关系,攀权贵,像藤萝缠绕大树一样。对此他写下《莫做“藤萝式”人物》,文中并没有过多的评论,而是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:毛泽东三弟毛泽潭的儿子毛岸成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导弹专家,其母贺怡是贺子珍之妹,其父母牺牲后他改随母姓叫贺麓成。贺子珍对他说,不要打父辈的牌子,在别人面前不要讲是什么人的孩子,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,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。他虽长期在北京工作,从不找大伯毛泽东,也没有给他写

过一次信。文革中把他列为“5·16”分子,他默默地承受着政治磨难,也没有亮出自己是“毛泽东亲侄子”这张足以消灾弭祸的王牌。堂兄毛远新飞黄腾达,他不羡慕,更不攀附,只是埋头钻研技术。最后成为了国家一名高级技术专家。他说:“父辈是父辈,我是我,我们不去沾父辈的光! 

做人当自立自尊自重自爱。凭老子的势力,打别人旗号,那是自身虚弱、没有力量的一种表现,是没有骨气、志气的心虚症。这样的人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。 

《武则天的“无字碑”》一文,是针对社会上一些人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政绩的。这些人对上唯恐不周,对下不顾民怨,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不惜弄虚做假,欺上瞒下。这篇文章似乎是顾左右而言他,不紧不慢地谈着“无字碑”的来龙去脉,谈着武则天的功过是非,颇像老者说古,文章最后的一段话画龙点睛。 

唐诗虽然没有奖,但不失千古绝唱,李白没有荣誉证书,但后人称他为“诗仙”。对于作家来说,重要的不在于有没有奖,而在于其作品的质量。至于别的都是过眼云烟,唯有读者心中给你的奖才是永存的。历史人物也是如此,不在于是否立了什么碑,碑文如何写的,而在于功绩如何,为老百姓办了多少事,在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什么。如果立碑的话,碑要立在人们的心中,碑文要刻在人们的心上。 

这是在讲正确的政绩观。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褒奖,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邦林先生十分耐心,可谓婆口苦心了。 

第三,看问题不失辩证,小短文力戒片面。
 

短文章不好写,既不能长篇大论,更不能面面俱到,还要生动活泼,尖锐深刻。因此,有人曾说,尖锐了就容易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。毛泽东曾说:鲁迅的杂文虽短,但没有片面性,充满了辩证法。看来有没有片面性和绝对化,重要的不在文章的长短,而在于作者的头脑中有没有辩证法。没有辩证思维,很容易走极端。 

通读邦林先生的文集,感觉他较好地把握了这个问题,无论是对丑恶无情的解剖与鞭笞,还是对真善美的由衷呼唤和热情赞扬。岳公的文章大体上分为两大类,一类侧重于批判揭露,一类侧重于褒奖弘扬。但贬中有褒,褒中有贬。除恶扬善本为一体。这个特点常常会在一篇文章中就得以体现。正者扬之,丑者鞭之,美者歌之,恶者斥之,对比鲜明,生动深刻,且扬之有节,贬之有度。 

岳先生对弄虚作假的现象深恶痛绝,但对此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。人生伊始,善心总是占上风的,良心之灯闪烁不熄。可日子过久了,有的人经受不住恶劣环境的考验,抵挡不住四面八方侵入的种种诱惑,就逐渐地滋生邪念,干出损人利己、违法乱纪的事来。在《弄虚作假的“苦衷”》一文中,他讲了两种情况,一是某些作假之风是被个别领导人“压”出来的。一些人好大喜功,搞急功近利,谁完不成任务就拿掉谁。于是“上边要,下边造,真不真,鬼知道。”二是一些地方的作假之风是利益诱出来的。报喜得喜,报忧得忧,官出数字,数字出官,“弄虚作假多被提拔,求真务实往往蹾底”,于是一些人“聪明”起来了,随波逐流,违心地跟着作起假来。因此,刹虚假歪风,必须区别情况,必须从上层刹起。 

一个时期,社会上拜金主义严重,钱能通神,一切向钱看。这种现象危害极大,影响很坏。故岳先生写下了《“鲁仲连义不帝秦”的启示》。文中严厉地批评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商品化、商人化倾向,指出对此不能等闲视之,放任自流。同时,也谈到了问题的另一面,谈到了我们面临的市场经济。他说,历史发展到今天,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什么君子、小人,对欧阳修的“信”“道”“义”也要做新的解释。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,也许是一种偏见,社会发展离不开商人,特别是市场经济,谁要如果再有轻商情绪,那定会贻笑大方。但如果把商品意识、商品交换原则搬入共产党的政治生活,一定会糟糕透顶、贻害无穷的。 

两点论比一点论好,但两点论要有重点论。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,就不会旗帜鲜明。抓住一点顾及其余,显示了岳先生的功力。 

第四,融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新闻性于一体,可圈可点。 

岳先生深谙为文之道,他的文章多是从日常见闻谈起,行文如说话一样通俗易懂,追求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境界。同时旁征博引,典章掌故信手拈来,新闻事件生发开去,很能牵动读者的眼球。红楼梦的好了歌,汉武帝的罪己诏,刘邦的成功说,诸葛亮的联吴抗曹,齐桓公咋死的这么惨,有感于吕不韦写春秋,话说袁世凯,董卓吕布的悲剧,游三台话北齐,等等,等等。用人们都熟悉的故事,借古讽今,警醒茅塞。文中还引用了不少古今中外名人的名言、箴语,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,信息量大,可读性强。 

什么是伟大?什么是平凡?什么是卑劣?岳先生在《平凡·伟大·卑劣》中讲了几个故事。文中说,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之后,亲戚朋友想讨个差事沾沾光,但都被婉言拒绝了,因为国家是人民的,不是自己的。毛岸英想到政务院工作,也被毛泽东拒绝了,他让毛岸英到基层补补劳动课。后来毛岸英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,接受枪林弹雨的考验。周恩来当了几十年的总理,身边无儿无女,硬是不同意自己的亲侄女由内蒙调回北京工作。毛与周位高权重,功高盖世,对待子女亲属如此严格,其精神不更加伟大吗?听说有位省级干部,当其当了省委主要领导之后,仍然让其妻子当锅炉工,让儿子到坑下挖煤。看似平凡的很,其实却很伟大。看到这些事迹,不禁令人汗颜。 

伟大出于平凡,平凡孕育伟大。时传祥一生掏大粪,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;徐虎常年捅下水道,全国人民称赞他、敬重他。因为他们从事的事业虽然平凡,但不可或缺,做好了依然很伟大。每当谈到这些,岳先生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。 

人品决定文品,文品反映人品。一位与岳先生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讲,邦林在文章中反对的,他自己决不会去做;文章中赞扬的,他自己努力践之。即使在腐败盛行之时,他也坚守着自己的底线,正像他83岁生日感怀所言“建树不丰有遗憾,能守底线尚心安”。他力求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,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,活出一个自己来。决不做台上台下不一样的“随风倒”“两面人”。 

我喜欢岳先生朴实无华的文风,有一种观点认为,真正的诗人都擅长用大白话写诗。其实写文章何尝不是这样?岳先生今年已86岁,真正的耄耋之年,但他的文章生气勃勃,很让人敬佩,“庾信文章老更成,凌云健笔意纵横”。岳公未老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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